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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美国《华盛顿邮报》发表了题为“US rivals lobby against Chinese firm”的文章。该文章暗指思科以国家安全为由，参与游说国会进行对华为的审查。同时，文章还提及一份思科的市场营销文件，称该文件收集了全球范围内针对华为的观点及顾虑的相关报道。该文章称“国会山三个不同国会办公室的高级工作人员都表示，一些美国高科技公司曾向国会游说，用与思科相似的措辞，要求增强对华为的审查”。
针对《华盛顿邮报》的报道，思科随即发布声明予以否认，称该说法不属实，思科只是依照该情报委员会要求，向其提供了有关2003至2004年思科与华为知识产权诉讼案件的公开信息。
事实上，美国计算机和互联网行业的巨头们，每年都会投入巨额资金游说国会，从而影响政策制定，谋求利益。近年来它们主要关注的议题是网络安全、知识产权、网络中立和网络监管等问题。数据显示，思科作为主要游说企业，在280家计算机和互联网类企业中排名第12，2012年的游说经费高到121万美元，仅次于谷歌、惠普、微软、甲骨文、IBM、Entertainment Software Assn、英特尔、Facebook、雅虎、亚马逊、Intuit。而在思科回应《华盛顿邮报》的声明中，仅强调思科只是依照该情报委员会要求向其提供了有关资料，却对游说费用去向及目的只字不提。
15年：思科游说费用达1500万美元
根据美国政治捐献数据库(opensecrets.org)的数据统计显示，思科从1998年就开始游说国会，15年来累计金额高达1572.52万美元。而华为、中兴从2005年开始断断续续的投入经费用于游说美国国会，华为累计投入223.5万美元，中兴投入46.2万美元，同期思科的投入为1202万美元，是华为的5.3倍、中兴的26倍。
思科游说费用金额统计(来源：Opensecret.org)
通过上图，可以清晰的看出，思科在十年前“华为思科知识产权诉讼”和当前的“网络安全调查”中，都提前投入了巨额的经费游说，进而影响立法、司法等机构的决策。
2002年至2004年，思科的游说费用呈逐年翻番趋势。与之相呼应的是，2003年1月思科正式起诉华为。6月，美国地方法院判决华为停止使用有争议的代码，但却认为思科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华为抄袭。2004年，思科与华为达成和解，法院终止思科对华为的诉讼。
此外，通过图表可以发现，2010年、2011年思科的游说费用连续创造了历史记录，分别达到201万美元和280万美元。巧合的是，对华为、中兴的调查正是2011年2月开始的，由此看来，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布的报告，与思科的游说献金额度呈正向呼应关系。
除了游说美国国会，有数据表明，思科还在美国大选中捐助了1037857美元(约104万美元)。2011-2012年，给奥巴马的捐助为117360美元，给罗姆尼的捐助为38247美元。思科的政治行动委员会(PACs)2012年给两党的捐助资金为22.75万美元。政治行动委员会(PACs)可以利用金钱通过各种途径对美国政治施加影响，使自己成为美国政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。
思科可能威胁到中国网络安全
2012年，思科在美国国会游说的议题共有17项，其中5项与网络安全相关。2012年4月通过的《网络情报共享与保护法》(Cyber Intelligence Sharing and Protection Act of 2011，简称CISPA)表面是防止网络攻击、保护网络安全，实际上绕开了隐私保护的相关条文，使监管方(政府)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获得网络用户的隐私信息。
思科和美国政府走到一起，不仅有利于自己的盈利空间，更能为政府获取网络用户信息提供诸多便利。由此展开，思科在美国能够为政府获取用户信息提供便利，那么思科在中国所涉及的政府公共事业、金融、石油化工乃至军工等敏感领域，其作用和角色不得不令人产生联想。
报告作者接受思科捐助国会议员投资思科
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10月8日发布的《由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和中兴通讯带来的美国国家安全问题》报告(《Investigative Report on the U.S.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Posed by Chinese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ies Huawei and ZTE》)，其主要作者是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罗杰斯(Mike Rogers)和高级成员多奇·拉斯伯格(Duth Ruppersberger)。有资料显示，2012年，多奇·拉斯伯格接受了来自思科的3000美元政治捐助，这难免令人对该报告的目的及公正性产生质疑。
此外据媒体报道，美国会有73名议员持有思科的股票，这无疑是思科影响美国国会的重要因素之一。美国政治捐献数据库(opensecrets.org)也公开了61名持有思科股票的国会议员名单。
2012年4月初，思科CEO约翰·钱伯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过：“华为是我们最大的长期威胁”，并暗示全球各国政府都认为思科是可信赖的。而思科发言人约翰·恩哈特(John Earnhardt )，也表示：“过去几年，或者说近18个月来，我们采取了更具竞争性的措施来反击惠普、华为以及Juniper等竞争对手。”
联想到“更具竞争力的措施”，再结合2010年、2011年思科的游说费用的走势，美国封杀华为中兴事件，也许就不再是单一的“国家安全”事件，思科在其中的作用和角色不言而喻。因此，如果说思科的自信，源于与美国政府及国会的“紧密关系”，那么不得不说，正是这种“特殊关系”和思科在中国业务领域的宽泛，才是中国网络安全的最大威胁。
